本文转载自《解放日报》2011年0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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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车贴是冷幽默，人们会会心一笑。有些车贴则在渲染一种反文明、反都市的情绪和态度，即便在再宽容的文化氛围里，这种话也不能贴在车上招摇过市。

　  ●也许，待到私家车在中国彻底成为大众化、平民化的代步工具，这个问题也就不药而愈了。但对于个性化车贴现象目前几乎还没有批评的声音，这恐怕是值得思考的。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宾：葛红兵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解放观点： “驾校除名，自学成才” “哥介于牛A和牛C之间” “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敢超我车我让你变形” “追我者格刹勿论”……随着中国迅速步入私家车时代，越来越多的个性化车贴成为城市街头一景。有些幽默风趣，让人看了不由会心一笑，也缓解了 “怒路症”；而有些却用词不雅，“痞气”迎面而来。都说这是一个平民化的年代，难道俗文化就要以这样的方式表达？

　  葛红兵：汽车文化其实是大文化的一种表现。比如我们在大文化中有高雅文化、小资文化、流氓文化等等，那么在汽车文化中同样也有追求高雅的，有走小资路线的，也会有少数走所谓 “流氓文化”路线，用粗口的。这无论从车贴还是车内装饰，都能反映出来。随着有车族越来越多，车文化已经渐渐上升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种很重要的表现样式和表现载体，有些现象就值得我们重视和甄别。

　  我们拥有汽车的历史还太短。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农牧时代，形成了深厚的耕牛文化、牧马文化，但进入汽车时代，也就是近十年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城市街道上，很少会碰到车让人的情况，倒是车挤人屡见不鲜，甚至还会发生撞人后逃逸的事件。这在车文化健全的国度里，几乎不可想象。因为你有保险，首先是要救人。

　  至于那些不雅车贴，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很多车主并没有意识到汽车的文化影响力。要知道，一辆汽车每天行驶几十公里，见者会有成千上万，也就把它的那种文化腔调扩散了开来。所以，汽车其实是一种大范围活动的、有影响力的媒介载体。有可能它正好停在一个小学门口，于是车贴上的不雅内容就被一群小学生看到了、学去了。如果当前我们提倡一种礼让行人、保护弱势、珍爱生命的车文化，那么在车贴的问题上，我们同样也要意识到其中的文化责任和义务。

　  解放观点：以前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江湖黑话、市井语言，现在却以车贴的形式，甚至民间艺术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进行公开传播。这反映了什么问题？

　  葛红兵：这里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冷幽默。就是反向地模仿雅人说话的方式，比如某个词我就故意不说出来，以叉、圈或者字母来代替（如牛×），刻意构成一种反讽的效果，其中并没有太大的恶意，所以大多数成年人看了以后会会心一笑。当然也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想幽默一下，却反而暴露了自己的粗俗。还有一些像“熊出没，请注意”，这也是一种修辞。不可能有熊出没，但他用这种方式提醒你与他保持车距。

　  还有一种，则是中国数千年来一种特定文化——流氓文化的延续。这种流氓文化的腔调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而那些不雅车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文化腔调在车时代的活脱附体，本质上是低俗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咒骂文化的折射。这是我们当代汽车文化中的一个阴暗面，在西方并不多见。尽管他们在公众场合也会出现像fuck这样不雅词语，但多以文化衫的载体出现，而不会印在自己的车上。这个性质是不同的，穿在身上，不过是行为艺术，脱掉也就罢了；但印在车上开着到处走，就有扩大传播的意愿。

　  有些车贴，大家一看就知道他的表达意思、情绪倾向是什么。因此，即便在再宽容的文化氛围里，有些话也不能贴在车上招摇过市。就像你醉酒了依然可以在草原上骑马，如果摔了毕竟只是你一个人；但如果醉酒了绝对不能开车，因为你可能危及公众生命安全。这就是车文化和马文化的区别。但我们很多车主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当然，现在有很多受欢迎的俗艺术。俗艺术的根本是贴近生活，越贴近越好，然后构成一种离间的效果。

　  也就是说，把生活本身活生生地拿出来展示，受众反而觉得震惊（这太像我自己，太像我的生活了，反而让我不认识自身，不相信自己了）。这种修辞方法被运用在很多俗艺术上，我认为还是基本成功的，因为它有批判性。但不雅车贴就不同了，有些是在渲染一种反文明、反都市、反社会的情绪和态度，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解放观点：10多年前，作家王蒙曾经对当时的文化姿态作过这样一个判断：躲避崇高。也许，这也可解释鄙俗为何如此受欢迎。

　  葛红兵：其实全世界都有这种倾向。就是在高雅文化和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掀起一种粗鄙文化的潮流。在西方，他们叫做笑谑文化或者狂欢文化，比如 《十日谈》就是这种文化的代表。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从宗教禁锢中走出来以后，突然发现粗鄙原来那么好玩，可以让人那么快乐。但时间长了以后，粗鄙本身就会被抛弃，而粗鄙背后的大众精神、平民精神则会留下来，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所以，今天我们回头去看 《十日谈》，会发现它其实太简单了，里面的故事也的确太粗俗，充其量也就是庸俗的性笑话。我们可以承认其历史价值，但论 “文学经典”，远远够不上，今天大概也不会再有人想去模仿写一部 《新十日谈》。

　  当初胡适开始写诗歌的时候，也会把一些俗话甚至粗话放进去，但后来他发现这并不是他想要的文化。可见，俗文化在彻底进入大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是要经过筛选的，是要经历漫长的甄别雅驯的。其实，车文化里容易出现粗鄙化的倾向，这也和我们特殊的文化背景有一定关系。在很多人观念中，开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类似于坐官轿。所以，一些原本在社会底层的人买了车以后，就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都说开车的都是做官的、中等阶层的、知识分子，那我非要反着来，以不按规章行驶、张贴不雅车贴展示与主流对抗的文化心态，这是逆反心理在起作用。

　  也许，待到私家车在中国彻底成为大众化、平民化的代步工具，这个问题也就不药而愈了。但我们还是要加强舆论的引导，对于上述种种现象目前几乎还没有批评的声音，这恐怕是值得思考的。